全球最资讯丨“第二个结合”：对“破解‘古今中西之争’”具有重要意义

北京日报客户端 | 作者 高长武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文化建设工作，深入思考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及正确处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关系等重大问题，提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论断和要求，创造性地把“一个结合”丰富和发展为“两个结合”。其中，“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即“第二个结合”，更是一个对“破解‘古今中西之争’”具有重要意义的原创性论断。

(资料图)

围绕“第二个结合”，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特别是在最近召开的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他作了深入系统论述。这些重要论述，站在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和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战略高度，运用大历史观，深刻阐释了“第二个结合”的重大意义，深刻回答了关于“第二个结合”的一系列基本问题，把我们党对文化建设规律的认识推进到一个新高度。以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为遵循和指引，可以从五个依次递进的维度深化对“第二个结合”的理解和把握。

维度一：为什么结合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所谓必由之路，就是必须要走的路，强调的是历史必然性。那么，具体到“第二个结合”来说，其为什么是必须和必然的呢？或者说为什么要进行这个结合呢？“第二个结合”本质上属于认识和实践的范畴，可以从认识和实践主体、认识和实践客体、认识和实践所处的时空条件三个层面作出一些分析。

从认识和实践主体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两个结合”，“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原创性的”；“‘结合’巩固了文化主体性”。原创性与主体性总是紧密相关的。原创性强调认识和实践活动的创新和创造，主体性强调认识和实践主体的自觉自信自省，原创性是主体性的结果，主体性是原创性的前提。能够提出“两个结合”这一原创性的重大论断，与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对自身主体性即对“中国共产党是什么、干什么”这一根本性问题的认识的深化和升华，是分不开的。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中国共产党人既是马克思主义的忠诚信奉者、坚定实践者，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这种有所区别但又有机统一的双重角色，不仅从思想文化的角度规定了“中国共产党是什么、干什么”，而且也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在理论与实践中必须进行“第二个结合”。

从认识和实践客体看。在“第二个结合”这一认识和实践活动中，认识和实践客体首先就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无论是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看，还是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发展看，彼此都离不开对方，都是相互需要、不可分割的。一方面，马克思主义传播到中国，要在中国真正发挥武装人们头脑、指导人们实践的巨大作用，就必须中国化，既要与中国的现实实际相结合，又要与中国的历史文化实际相结合，深深扎根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沃土中，从中汲取营养并与之相结合。另一方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走出近代以后遇到的难以赓续的困境，实现新的时代条件下的现代化转化和发扬光大，必须依靠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依托马克思主义推动中国社会发展进步所提供的基本社会条件。

从认识和实践所处的时空条件看。“第二个结合”是在近代以后的中国这样一个既定的时空条件和历史背景下进行的。近代以来中国人民最伟大的梦想、面临的主要历史课题，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践充分证明，在近代以后的中国这样一个既定的时空条件和历史背景下，要解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性课题，一方面，必须牢牢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以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力量激活中华文明的生机活力，开辟和发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另一方面，必须坚持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并把其作为我们党创新理论的“根”、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的文化沃土，从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重要精神滋养。

维度二：能不能结合

实现“第二个结合”，首先有一个能不能结合也就是结合的可能性问题。对此，习近平总书记以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互融通和彼此契合作出了深刻回答。他先后指出：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主张“是同我国传承了几千年的优秀历史文化和广大人民日用而不觉的价值观念融通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具有高度契合性”；“‘结合’的前提是彼此契合。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来源不同，但彼此存在高度的契合性。相互契合才能有机结合。”在此基础上，习近平总书记还列举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互融通、彼此契合的一系列思想元素和文化因子。

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融通和契合，不仅为“第二个结合”提供了基本前提，也使二者在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交织激荡进而彼此结合成为了可能。

维度三：把什么结合

“第二个结合”这一论断的具体表述中已经清楚地指出了要结合的对象，即“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体包括哪些？对此要进行具体阐述和分析，不能语焉不详。

何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能够称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内容，绝不是具体性的描述、一般性的表达，而应是能够体现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性质和整体特征，能够揭示和概括事物的内在本质和发展规律，能够对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具有普遍和根本的指导意义，起到基础和灵魂作用的核心内容。

何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里的“优秀”是不可或缺的关键词。传统文化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会受到当时人们的认识水平、时代条件、社会制度等局限性的制约和影响，因而也不可避免会存在陈旧过时或已成为糟粕性的东西。而这些“东西”显然不符合今天的时代要求，应该予以鉴别和剔除，所以对于传统文化，不能一股脑儿、不加分析地全盘照搬。只有按照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要求，进行科学鉴别和正确取舍，剔除了糟粕、保存了精华的中华传统文化，才算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总之，进行“第二个结合”不是泛泛而谈，而是对象明确：相结合的对象，一边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重在“基本”，强调普遍的根本的指导意义；一边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在“优秀”，强调跨越时空的积极向上的当代价值。

维度四：结合成什么

立足于新时代的具体实际，着眼于担负新的文化使命，可以从理论创新、文化创造、文明更新三个层面，对结合成什么作出回答。

理论创新层面。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根本途径是‘两个结合’”。从这个层面看，新时代推进“第二个结合”，就是在实践基础上，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形成更多的理论创新成果，丰富和发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一步彰显其作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和21世纪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的思想伟力。

文化创造层面。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结合’的结果是互相成就，造就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让经由‘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从这个层面看，新时代推进“第二个结合”，就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建设坚守中华文化立场、符合新时代发展要求、助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赓续中华文脉，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而这个新文化，就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文明更新层面。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是一种全新的人类文明形态”，“是文明更新的结果，不是文明断裂的产物”，“是中华民族的旧邦新命，必将推动中华文明重焕荣光”；要“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从这个层面看，新时代推进“第二个结合”，就是深刻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逻辑、中华文明赓续发展的历史逻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逻辑的辩证统一，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丰富和发展人类文明新形态，努力建设中华民族的现代文明。

维度五：怎么样结合

在实践中推进“第二个结合”，要特别注意把握三个关键点，进行正确结合、有机结合、切实结合。

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进行正确结合。要坚持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正确认识和处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辩证统一、交织共振的关系，既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本身，注意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思想智慧和文化养料，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又科学对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使之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得到更好地传承和弘扬。同时，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教条主义、历史虚无主义、文化虚无主义、文化复古主义等错误观点和做法。

抓住融通和契合之处，进行有机结合。必须进一步研究和提炼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互融通和内在契合之处，并以之为着力点和切入口，推动二者有的放矢、互促共进地进行有机性的结合，而不是无的放矢、生拉硬扯地进行机械式的结合。

坚持问题导向和一切从实际出发，进行切实结合。必须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紧扣新时代的客观实际，瞄准新征程的形势任务，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坚持问题导向，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在及时回应现实需要、有效解答时代课题的具体实践中，推进二者切实结合。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让我们能够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中，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新征程上，我们必须认真学习、深刻把握、切实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两个结合”的一系列重要论述，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守正创新，坚持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借鉴不照抄，走好“两个结合”这条必由之路，用好“两个结合”这个最大法宝，勇于并善于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作者为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研究员、《党的文献》副主编兼编辑部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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